和气东来 和风西送

和气东来 和风西送

——中国佛教“和”的内涵与民族复兴的“文明依托”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现象，经济增长与社会事业发展、收入分配、扩大就业、人的全面发展、体制创新相对失衡。这些问题正在引起普遍的关注。其实，这“一条短腿”中，还包括大家不太注意的“软性”问题，即我们的宗教工作亟待改进和加强，我们的民族精神急需弘扬和培育的问题。现在，人民群众思想活动独立性、选择性、多样性、差异性明显增加。在此情况下，宗教作为“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恩格斯《反杜林论》）必然突出起来，现阶段我国的宗教呈发展势头。而境外利用宗教对我进行的渗透又在不断加剧，我们抵御渗透的成效尚不显著。相对经济发展而言，如果说社会发展是我们的“短腿”，意识形态上如何抵御“西化”，宗教工作中如何抵御渗透，就是我们的“软肋”。

　　我们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一方面经济发展的势头强劲，“中国制造”在不断走向世界；一方面精神文明的建设“疲软”（即所谓“一手软”），“西方观念”在不断侵扰我们，来自意识形态的“西化”、特别是来自宗教领域的渗透，使我们防不胜防，好像我们总是居于守势，总是受人攻击；好像世界上谁都可以渗透我们，“列强瓜分中国”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怎么又来个“列弱也可以渗透中国”？我们讲“民族复兴”，常忆及中华民族曾有过的历史辉煌——盛唐气象。但那时更多的是“万国衣冠拜冕旒”的荣光，是对外来文化“食而能化、化而能食”的大气魄，是敢去“西天取经”、敢上九天揽月的大气象，是中国文化去影响别人的大作为，没有听说过要担心什么外来的渗透。

　　话说回来，今天，我们究竟如何切实有效地抵御渗透？讨论“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在必须认真“统筹”之列，需要我们有针对性地多想点办法，多下点功夫。

　　我们既要因应形势，堵住漏洞，有效防范，坚决抵御，增强在扩大开放条件下抵御渗透的水平；也要加强管理，善于引导，强基固本，提高应对和处理宗教问题的能力；说到底，要重视群众精神生活问题，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釜底抽薪。

　　文化是民族的根。西方历史学家们研究近代基督教对华传教活动得出的结论是，传教士深信只有挖掉这个根，“从根本上改组中国文化”，才能“使中国皈依基督教”，“而且他们是不达目的不肯罢休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之第十一章《1900年以前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及其影响》）。一个民族的崛起或复兴，必须以民族文化的复兴和民族精神的崛起为先导。一个民族的衰落或覆灭，则往往以民族文化的颓废和民族精神的萎靡为先兆。

　　精神是民族的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在现代化的艰难进程中实现，现代化则要靠民族精神的坚实支撑和强力推动。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程中，应该包括并不逊色于十六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我们新时代新中国的“文化复兴”。

　　传统是民族的本。时代精神强调时代的理性认同，而民族精神却立足于民族的情感认同。民族认同不是逻辑推理或理性构造的结果，而是民族传统中长期的历史和文化积淀的产物。现代化呼唤时代精神，民族复兴呼唤民族精神。时代精神要在全民族中张扬，民族精神就要从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中、在新时代中重铸。

　　由此说开去，就提出了一个大问题：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有推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大作为，要有推动世界文明建设的大贡献。站在这样的高度作一番“统筹”，我们在当前境外利用宗教不断加剧的渗透和意识形态不断对我“西化”的凌厉攻势中，才能审时度势、扭转劣势，抢占优势、争取主动。如果我们能够立足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厚传统，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推动世界的文明建设，就能以攻为守，争取出现像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种“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的光明前景。

　　二、应重视宗教的存在和宗教文化的作用

　　谈到“文化复兴”，怎么会说到“宗教”和“宗教文化”呢？

　　我们不应忘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唯心论(包括有神论)，向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进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科学世界观(包括无神论)的教育，加强有关自然现象、社会进化和人的生老病死、吉凶祸福的科学文化知识的宣传，是党在宣传战线上的重要任务之一。我们追求的目标，是使中国人民最终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彻底地摆脱任何贫困、愚昧和精神空虚的状态，使我们国家的绝大多数公民，都能够自觉地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世界，对待人生，而再也不需要向虚幻的神的世界去寻求精神的寄托，从而造成一个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站在人类前列的光明世界。但我们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和正视，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在“立足于民族的情感认同”的、“长期的历史和文化积淀的产物”中，宗教和宗教文化自有其特殊的历史作用。

　　“宗教文化”的核心当然是“宗教”。怎样看待“现阶段我国的宗教呈发展势头”？宗教从原始社会一路走过来，向未来社会一路走过去。宗教观念的最初产生反映了在生产力水平极低的情况下，原始人对自然现象的神秘感。而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宗教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最深刻的社会根源就在于人们无法摆脱这种社会盲目异己力量的支配；在于劳动者对于剥削资本所造成的巨大苦难的恐惧和绝望；在于剥削阶级需要利用宗教作为麻醉和控制群众的重要精神手段。但是，到社会主义社会，这种“劳动者对于剥削资本所造成的巨大苦难的恐惧和绝望”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却不能不承认一个基本事实：宗教在我们的社会中仍然蓬勃发展。为此，2001年中央召开的宗教工作会做出一个很重要的判断：“宗教走向最终消亡可能比阶级和国家的消亡还要久远”。那么，阶级和国家都消亡了，宗教继续存在和发展的社会根源何在？为什么人们还有宗教需求？对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回答。但马克思明确告诉过我们，宗教的存在和“国家政治解放的完成”并不矛盾。马克思说：“我们用自由公民的世俗约束说明他们的宗教约束，我们并不宣称他们必须消除宗教局限性才能消除世俗限制。我们宣称，他们一旦消除了世俗限制，就能消除宗教局限性。我们不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要用历史来说明迷信。”（《论犹太人问题》）我理解，“我们要用自由公民的世俗约束说明他们的宗教约束”，也就是说，由于马克思处于充满苦难、充满压迫的阶级社会，更多关注人们的“世俗约束”，宗教主要是对苦难的说明和解脱，对“世俗约束”的忍耐、挣扎和反抗。但到了新社会，这种“世俗约束”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消除，为什么“宗教局限性”仍然难以消除呢？我们是否可以接着马克思的话再接着说一句：“我们还应该用自由公民的世俗追求说明他们的宗教追求。”因为，人类有个永恒的主题，总是不满此岸的苦难，要走向彼岸的幸福。例如，我们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我们的理想是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这些都是在不同的阶段走向幸福，追求幸福。这可以说就是一种“世俗追求”。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幸福追求；或者说，共同的幸福追求中又有不同的感受。托尔斯泰说，“所有幸福的家庭都十分相似，而每个不幸的家庭各有各自的不幸”。对“世俗约束”的承受和忍耐、认识和解脱、挣扎和反抗，导致了人们接受“宗教约束”。同样道理，对“世俗追求”的期盼和奋争、胜利和挫折、希望和失望，也会导致人们接受“宗教追求”。从这个角度看，宗教关注着人们对幸福的执着追求，反映了人们对幸福的诸多困惑，提供给人们对幸福的强烈诱惑，其实也是人们对“幸福追求”的“宗教追求”。

　　正是在“幸福追求”这一点上，一定的宗教文化，竟然也可以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文明依托的特殊组成部分。

　　三、“文明冲突”的困境与“文明依托”的错乱

　　从世界发展史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世界上的兴旺和强盛，不仅是经济繁荣、社会发展，不仅靠丰富的物质财富和坚船利炮，必有一定的文化、文明为依托。而宗教文化在构成这种文化、文明依托上，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中世纪奥斯曼帝国的横跨中亚，以伊斯兰文化、文明为依托。近、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基督教文化、文明为依托。这两种文明，在历史上都曾有过其优势和强大的生命力，都相继风行于世界。

　　但现在，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都出问题了。西方学者普遍认为，代替“意识形态冲突”冷战的，是这两大文明“文明冲突”的“热战”。西方社会学家认为，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两者的相同之处，正是其冲突之源：1）都主张一神论，唯我独尊；2）都持普世论，自称自己是全人类可以信仰的真正宗教；3）都负有传教的使命，强调信徒有义务感化非教徒来皈依。亨廷顿说：“自创始起，伊斯兰教就依靠征服进行扩张，只要有机会，基督教也是如此行事。‘圣战’和‘十字军东征’这两个类似的概念不仅令它们彼此相像，而且将这两种信仰与世界其他主要宗教区别开来。” （《文明的冲突》）区别何在？就是在理念上是“斗”还是“和”，是“冲突”还是“合作”。当然，亨廷顿的说法有失偏颇。我们不能、也不应把宗教极端主义都归结于伊斯兰教；把保守主义、原教旨主义都归结于基督教。我们反对把特定的“主义”与特定的宗教挂钩。但也不必否认，当代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确实孕育和发展于伊斯兰复兴大潮中，因而可以前仆后继；当代保守主义、原教旨主义则的确盛行于基督教“全球化”、“普世化”的大势中，因而实在来势汹汹。有鉴于此，“文明的冲突”之说（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一出，就引起普遍关注和强烈反响。

　　文明、文化背景的潜移默化是根深蒂固的。例如，9·11事件突发后，布什在一次讲话中脱口而出，要用“十字军东征”(Crusade)打击恐怖主义，遭到穆斯林国家的抗议而不得不道歉，改为“正义无限行动”（Operation Infinite Justice）的提法后，穆斯林国家仍然不满，认为冒犯了真主的权威，遂再次改为“持久自由行动”（Enduring Freedom）的提法。现在，美国以基督教文明和美式“民主”、“自由”的价值观，作为其推行单边主义的文化基础。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则以伊斯兰复兴浪潮为文化背景。随着西方强势文化的扩张，自我中心主义、西方至上主义的思潮连绵不断，“恐怖主义”和“单边主义”也相伴而来。“恐怖主义”和“单边主义”，其实是在这种对立和对抗中各执一端。其共同的实质，都是要以自我为中心，都要求对方绝对服从自我，我方必欲取而代之。美国以雄厚、强大的美钞、美援、美资、美军为背景，——既要反恐，也要称霸；国际恐怖主义以伊斯兰复兴运动中原教旨主义崛起的大潮为背景，——前仆后继，此起彼伏。布热津斯基说：“长期把美国的战略重点放在来源不确定的‘恐怖主义’身上，只能激化同穆斯林世界的矛盾，制造新的敌手，陷入更深的安全困境。”（《大抉择——统治全球还是领导全球》）

　　于是冲突迭起，争斗陡生。有人鼓吹“圣战”，有人呼唤“十字军东征”。但两者相生相克，谁也取代不了谁；相克相生，谁也制服不了谁。今天的世界陷入“文明冲突”的困境与“文明依托”的错乱之境。因民族、宗教、领土等因素引发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许多热点问题的台前幕后，均同宗教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有的冲突直接因宗教问题引发，有的冲突又因宗教因素而加剧、扩大，变得扑朔迷离。
(责任编辑：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