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問：「《詩》三百，非一人之作，難以一法推之。」伯淳曰：「不然。三百，三千中所擇，不特合於〈雅〉、〈頌〉之音，亦有擇其合於教化者取之。篇中亦有次第淺深者，亦有元無次序者。」（《二程集》，頁28）
有人問程顥：今日所流傳的三百首詩，既然不是特定一人所作，則無法有一主要的法則可貫串這三百首詩歌。對於如此的懷疑，程顥是反對的。因為，程顥認為，孔子手刪三千餘篇詩歌，而成今日所見的三百首。可見，這三百首是經過孔子認可的，是有聖人之意於其中的。其中，不僅是〈雅〉、〈頌〉之正音、正樂以及頌美德行的詩歌被留下外。更重要的，孔子保留了合於教化意義的詩歌於《詩經》中。雖然這些詩歌中有次第深淺的不同，或有次序凌亂的現象，但是有一重要的法則是不變的，是足以貫串其中的，即是「教化」的意義。我們如果看〈詩序〉，可以發現教化的意義貫串全書，而《毛傳》或鄭玄的《箋》詩，也順著〈詩序〉的精神加以注、箋。關於二程與〈詩序〉及漢儒之間的相關問題，下文再加討論，此不贅述。換言之，在二程的觀點中，《詩經》中的詩歌，如果沒有經過聖人之手，則不論有幾首詩歌，都不見得會有特殊的意義或價值。當然，恐怕也就不足以稱之為「經」。因此，二程也就必然會堅持孔子刪詩之說。當然，於此也可看出二程有相當尊〈序〉的傾向，順著〈詩序〉的教化觀而加以發展其《詩經》學。
二程對於《詩經》中的詩歌，不僅認為與「教化」有密切關係外，他更提出「義理說」以貫串全書，認為：
孔子刪詩，豈只取合於〈雅〉、〈頌〉之音而已，亦是謂合此義理也。如〈皇矣〉、〈烝民〉、〈文王〉、〈大明〉之類，其義理，非人人學至於此，安能及此？作《詩》者又非一人，上下數千年，若合符節，只為合這一箇理。若不合義理，孔子必不取也。（《二程集》，頁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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